二十八軍東渡黃河到山西打通抗日道路，同年四月十四日，在與敵人的戰斗中，劉志丹不斷靠前指揮，偵察敵情，不幸中彈犧牲，年僅三十三歲。習仲勛得知消息后策馬東馳，站在山頂看著劉志丹裝殮在一口薄棺中，被軍民抬回了保安，心中悲痛萬分。同年六月，中共中央決定將保安縣更名為志丹縣，毛澤東題詞贊譽劉志丹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
毛澤東在了解有關習仲勛等人的情況，獲悉他們當年被扣右傾帽子，含冤入獄，不禁感慨陜甘根據地讓黨中央和紅軍有了落腳點，全都是這些干部的功勞，可惜劉志丹和謝子長犧牲，很多同志受過太多委屈，他們都是優秀人才，絕對不能大材小用。
一九三六年九月，習仲勛被毛澤東選中破例參加會議，并與毛澤東見了面。如今國民黨調動了十一個師的兵力，瘋狂“圍剿”關中蘇區，習仲勛被中央派往旬邑，擔任關中特委書記，途中遭土匪包圍，馬老三聽到習仲勛會說黑話，對他也早有耳聞，果斷交了他這個朋友，爽快放行。
等到了旬邑以后，習仲勛召集大家開會說下目前情況。秦木蘭表示敵人施行家家連坐的保甲制度，以瓦解他們的黨組織和游擊隊，以至于很多同志都隱蔽起來，武器槍支就地掩埋，所以關中整體狀況就是要人沒人，要槍沒槍，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
然而習仲勛認為很多同志隱蔽起來，說明沒有投敵并信任黨組織，當務之急就是要盡快聯系各地的黨員，而且要動員所有同志拿起槍恢復組織，與敵人開展斗爭。除此之外，習仲勛勸降一些反動民團，化敵為友，幾個月時間就打開了局面。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留蔣介石，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等前往西安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也正因如此，這件事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
隨后習仲勛去見了彭德懷，得知八路軍準備東渡黃河，而他要在一個月內征集三百人的預備營，補充到賀龍的一二零師。可問題是關中蘇區大部分都屬于山區，本地兵源實在太少，郭炳坤跑斷了腿也只招募到三十人，并且這三十人里良莠不齊，身體素質不好。
此時李三娃主動來找習仲勛，表示自己要當兵打鬼子，但習仲勛認為他年紀太小，安排郭炳坤把他送回去，告訴他好好學習知識文化，以后有的是機會貢獻。聽了習仲勛的話，李三娃不再堅持。最終在習仲勛的不懈努力，總算從關中招滿了人，甚至還補充了一個團的人數，令賀龍非常高興，把自己最喜歡的手槍送給他。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八路軍各部于八月至十月間，分別從涇陽和富平等地出發，東渡黃河，開赴抗戰前線。習仲勛回到富平，先是去曾經的學校看了一眼，又來到家里，見到了二妹習東英、小妹習雁英以及三叔習宗仁。
時隔多年，習仲勛看到三叔有了白發，背影蒼老，心里很不是滋味，明白他這些年操持了一家人的生活。為此，習仲勛拿了些錢給三叔，而三叔希望習仲勛能把弟弟習仲愷帶回來，家里的男丁都去鬧革命，擔心沒有傳香火的人，但是習仲勛認為現在處于關鍵時期，若是每家每戶都考慮自己的小事，以后恐怕就要當亡國奴。聽了習仲勛的話，三叔也不再堅持，明白習仲勛的家國大義。
另一邊，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制定“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針，蔣介石找來了胡宗南，準備要將西北交給對方，自己則坐鎮西南，并表示要繼承黃埔精神，一切有悖于三民主義的就要堅決抵制，一心一德貫徹始終，才是他們前進的座右銘。
匆匆見了叔父和妹妹之后，習仲勛重返旬邑投入工作。一九三九年初，國民黨開始反共方針，與共產黨不斷制造摩擦。中央決定把八路軍的第五榮校撤回關中地區，結果途中被國民黨攔下，為首之人就是保安九團的尤奉山。
張鳳岐和郭炳坤告訴習仲勛，國民黨督察公署新派的旬邑縣縣長劉敏旗曾下令不許向榮校人員售賣糧食蔬菜，習仲勛提議要馬上做好迎擊國民黨頑固派反共的準備，既然他們破壞在先，也就沒有留情面的必要，及時把我黨獨立自主的主動權牢牢抓在手里。
同年五月，縣長劉敏旗與魏海沆瀣一氣，命人偽裝土匪阻撓八路軍榮校運輸補給過境，當場擊斃，引發榮校眾人不滿，紛紛前來討要說法，豈料魏海下令開槍打死打傷多名榮校人員，制造了“旬邑事件”。
習仲勛等人親自來找魏海和劉敏旗談判，首先要求他們馬上釋放被扣押的榮校人員，交出殺人兇手；其次是要保證中共人員的正常通行，并登報向全國的百姓澄清事實，鄭重道歉。然而對方拒不承認，哪怕看到證據都倒打一耙，習仲勛義正辭嚴，據理力爭，揭穿了頑固派的陰謀，怒斥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戰，積極反共。
為了避免事情鬧得太大，劉敏旗謊稱向上峰請示匯報，緊接宣布會成立一個聯合調查組，在事情調查清楚之前可以讓習仲勛他們把傷員帶回去。如此一來，習仲勛暫時同意這個安排，臨走時警告他們不要再制造事端和摩擦。
回到根據地后，習仲勛安排榮校全員撤離，并猜測國民黨要準備撕破臉，獨一營要盡快進入戰斗狀態，隨時防備劉敏旗反撲過來。毛澤東也接見了各個報社記者，針對于近期發生的事情作出明確表態，認為這就是敵方勢力別有用心的陰謀，破壞抗日統一戰線，共產黨不是國民黨的敵人，雙方不應該互相反對和限制，應該互相團結協助，聯合起來共同打倒漢奸賣國賊，積極抵御外敵。
隨后國共雙方再次交火，前線陣地等來了留守團增援的部隊，堅守七天七夜后寸土未丟，榮校全員也都安全撤離大后方。然而還有三名同學不愿離開，習仲勛親自前來勸說，告訴他們為了長久之計做轉移，無論身在何方都能為抗戰勝利培養出更多人才。臨走之前，習仲愷和習仲勛長談一番，兄弟倆都為革命事業而努力奮斗。
面對國民黨的經濟封鎖，西北局要求關中分區積極組織運鹽。群眾在運鹽中遇到難題，分文未賺還賠了本錢，劉仁善氣急病倒在床，媒婆就把目光盯上了劉仁善女兒劉巧翠，勸說其嫁給同村的有錢人家，結果被劉巧翠潑水趕出去。張大夫來給劉仁善看病，聽了劉仁善的難處，感慨法幣被禁給大家帶來的難處。
劉仁善后悔自責萬分，臥床痛哭害了女兒，但又不得不把女孩嫁出去。劉巧翠堅持不肯嫁人，張大夫見狀安撫父女倆先別著急，緊接著就去找習仲勛反映情況。按照張大夫的說法，本來邊區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利國利民，可是自從禁止法幣流通之后，邊幣跌價過甚，原來一馱鹽是一百元，現在漲了好幾倍的價格，販鹽戶全都罷工。
習仲勛把這件事情放在心里，并通過林伯渠的引薦，見到了財政廳長霍維德，直接開門見山地說明邊幣代替法幣流通需要過渡期，如果要完全把法幣一刀切都不切實際，另外運鹽工作仍存在大問題。
隨后林伯渠把習仲勛的報告遞交給毛澤東，得到毛澤東的好評，立刻給他回信。各縣區負責人都把情況匯報給習仲勛，關于運鹽方面，習仲勛建議要重點關注，考慮到有些販鹽戶受了損失，采取高價購買來抵消損失。
劉巧翠因一時口無遮攔被關起來，習仲勛親自去看她，了解大致情況后，跟著她去家里探望劉仁善。由于劉巧翠是被家里逼婚，所以習仲勛告訴劉仁善，現在講的都是婚姻自由，不應該再像以前包辦，劉仁善表示女兒訂的娃娃親，就希望她能早點成家。習仲勛看出劉巧翠喜歡唱戲，不僅說服劉仁善打消嫁女兒的想法，更是鼓勵劉巧翠唱戲，臨走之前留了一些錢給父女倆。
沒過多久，李三娃從二師畢業，并被調往軍分區警備司令部。習仲勛得知后有些驚訝，他打心底里是不希望李三娃留在自己身邊，畢竟李大娃和李二娃都陸續犧牲，不能再讓李家唯一的男娃再出任何意外。
然而李三娃堅持要留下來，坐在旁邊哭鼻子，看得習仲勛心里不好受，也就不再強硬反對。臨近大豐收，分區請來八一戲團唱戲，結果習仲勛發現劉巧翠學戲有成，今天是她第一次登臺唱戲。李三娃撿了劉巧翠的首飾，對她一見鐘情，坐在臺下看的目不轉睛，劉仁善得知唱戲就是自己的女兒，驚喜萬分。
之后的日子里，盡管國民黨頑固派步步緊逼，不斷制造磨擦，但習仲勛都能游刃有余地應對，帶領關中軍民因地制宜，積極組織民眾運鹽，促成關中分區邊幣流通循序漸進，發展經濟。
一九四二年七月，習仲勛離開了工作六年的關中分區，奉調前往延安。同年秋季，西北局高干會議討論陜北錯誤“肅反”問題，習仲勛在會上大膽發言，指出“左”的錯誤給黨的發展造成了巨大危害。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關于一九三五年陜北（包括陜甘邊和陜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其中指出一九三五年在陜北“肅反”是錯誤的，這種“肅反”給革命造成了極大的罪惡，委托西北局負責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釋，并審查恢復在“肅反”中死難同志的黨籍，且妥善慰問和安置其親屬。
待會議結束后，秦木蘭捧著俆列的帽子坐在椅子上含淚發呆，欣慰俆列等人終于可以安息。可即便是這樣，秦木蘭回想當初仍有些后怕，擔心以后還會出現類似情況。習仲勛沒辦法給秦木蘭保證，表示只要他們堅持共產黨人的求實精神，堅持正確的路線立場，無論發生任何事都能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