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革命軍攻入茶陵后，陳浩并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廣泛地發動群眾參加革命，而是令人好酒好菜準備起來，打算好好慶祝，政治部主任宛希先為此事與陳浩發生了沖突。陳浩非但沒有收斂，更是來到縣衙成立了縣公署，自稱是老百姓的縣太爺，若有不服者當場槍決。
我黨開展武裝斗爭，創建人民軍隊的實踐是一場大浪淘沙的歷史考驗，一些抱著當兵吃糧有槍是王，大炮一響黃金萬兩想法的舊軍人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目標缺乏思想認識，面對嚴峻的斗爭形式，艱苦的生活條件，他們追求個人利益、貪圖享樂的行為，也顯得格格不入。
毛澤東得知陳浩的所作所為后令張子清立即帶人前往茶陵監視陳浩，若有情況相機行事。
陳浩假意聽從張子清的話率部回井岡山去見毛澤東，來到半路他卻提出要改道，暴露了其欲投靠國民黨方鼎英的意圖，并令曾士蛾綁了張子清，他沒想到的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后，毛澤東帶著部隊在陳浩的必經之路等著伏擊他。被捕之后陳浩才得知，這是張子清、宛希先和曾士蛾聯合給他演的一場戲。在對陳浩等人處決后，毛澤東宣布寧崗縣工農兵政府正式成立。
國民黨各派新軍閥和政客既相互勾結又為爭奪最高權力相互斗爭，以至兵戎相見。一九二八年一月，在各派新軍閥的角逐中，蔣介石再次出山，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軍事委員會主席。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朱德與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余部，裝扮成國民黨部隊智取宜章，并建立了蘇維埃政府，消滅了前來鎮壓的許克祥師，拉開了湘南起義的序幕，湘南起義歷時三個半月，起義烽火照亮了湘粵兩省五個地區二十余縣，發動農民百萬之眾，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也為井岡會師積聚了力量。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和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在各自經歷了無數磨難、生死考驗之后，終于在井岡山勝利會師，這是我黨、我軍歷史上光輝的一頁。兩支鐵流匯聚一起鑄成紅軍主力，大大壯大了中國革命的武裝力量，為中國革命樹立起一座新的里程碑，人民軍隊從此邁向全新的征途，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也由初創時期進入了大發展時期。
會師大會在寧岡舉行，根據中共湘南特委決定，兩支革命武裝部隊合并為一個軍，番號改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以此紀念在北伐中立下赫赫戰功的鐵四軍。毛澤東擔任黨代表，朱德擔任軍長，王爾琢擔任參謀長，陳毅擔任教導大隊大隊長。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通告第五十一號軍事工作大綱，大綱規定，建立紅軍已成為目前的要務，取消以前工農革命軍的名義，不久后，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正式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
不久，江西省委通知毛澤東，他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湘贛邊區特別委員會書記，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央任命毛澤東前敵委員會書記職務的決定，幾經輾轉終于送達井岡山。在中國共產黨工農紅軍第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新的軍委，由中央指定的朱德擔任書記。
蔣介石在南京發出指令，務必在短期內“剿”滅朱毛紅軍。蔣介石下令進剿井岡山后，國民黨軍隊分多路向井岡山各地區發起進攻，紅四軍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對敵人力量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靈活運用游擊戰法，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打退了四倍于我的敵軍，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四次“進剿”，井岡山根據地迅速擴大到寧岡、永新、蓮花三縣全境，及古安、安福、遂川、酃縣等各一部分，紅色割據區域的面積達到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五十萬人口，開創了井岡山根據地的全盛時期。
毛澤東料想蔣介石吃了敗仗會心有不甘，定會調用他的嫡系部隊前來增援，果斷下令連夜出發主動出擊爭取打掉敵人的先頭部隊。
毛澤東在實踐中摸索出的十二字游擊戰術“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追”令朱德看后豁然開朗，他告訴毛澤東自己學過的所有軍事理論里唯獨沒有游擊戰術這一說，所有國家的軍事學院奉行的就是硬碰硬的進攻，撤退就等同于投降、背叛，而游擊戰術恰恰就是最適合眼下國情的戰術，他建議毛澤東再加上“敵疲我打”四字，如此這戰術就堪稱爐火純青了。
二十八團二營營長袁崇全企圖帶著部隊叛變投敵，王爾琢不顧個人安危，僅帶一個排追趕被袁崇全蒙蔽的炮兵連及第五連少數叛逃官兵，在勸說士兵重新回到革命隊伍時被袁崇全開槍射殺，王爾琢犧牲時年僅二十五歲，他的犧牲是我軍的重大損失，全軍皆悲。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彭德懷等率領平江起義后組成的紅五軍七百多人到達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師，這兩支紅軍的會師進一步增強了井岡山地區工農武裝的力量。
進入冬季，井岡山地區的經濟資源幾乎耗盡，戰士們單衣草鞋，冬服未能解決，沒有米、鹽，伙食難以為繼，總兵力也從五月時的一萬多急降到不足六千。毛澤東提出彭德懷等人率部留守井岡山，其他部隊轉移到緊鄰福建的贛南地區，那里人口密集，氣候溫和且遠離國民黨控制的中心地區。
一九二九年三月，由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主力在當地客家人的幫助下攻打長汀，紅軍以排山倒海之勢一舉攻下縣城。
紅四軍紅五軍會合后，蔣桂戰爭結束，粵桂戰端又起，造成了閩西腹地一時空虛，毛澤東、朱德利用這一時機率紅四軍探戈二次入閩，連克長汀、永定、龍巖三座縣城，開創了閩西工農割據的新局面。
就在此時中央派遣一批干部到紅四軍工作，其中剛從蘇聯學習回來的劉安恭的到來在紅四軍上下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政治波瀾，這股波瀾不僅使紅四軍基層官兵的思想發生混亂，甚至在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主要領導干部的心理上也引起極大震動。一個關于黨到底要怎樣領導軍隊的重大問題，擺在了紅四軍的面前。
紅四軍黨內部分領導干部在創建根據地、在紅軍中衽民主集中制原則等問題上存在著政治上的分歧和爭論，劉安恭進一步加劇了認識上的分歧。
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在沒有得到中央指示的情況下，改選了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繼續當選，改由陳毅擔任。這次大會沒有正確解決紅四軍存在的主要問題。為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陳毅同志委托朱德同志代行前委書記職務，他自己則不辭勞苦冒著生命危險只身前往上海向黨中央報告情況。
陳毅如實向周恩來等人報告了紅四軍現在存在的問題，對中央的特派員劉安恭的評價就是完全照搬蘇聯模式，每會必到，到必發言，喜歡批評，而且批評起來就是沒完沒了。在聽了陳毅的報告后，鑒于紅四軍的問題十分重大，政治局決定以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組成委員會，深入討論審議，提出決議交政治局討論。三人委員會由中央軍委書記、軍事部長周恩來召集，負責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解決紅四軍黨內分歧。周恩來把這個任務轉而交給了陳毅，領受了這個任務后，陳毅把自己關在房間里，閱讀了毛澤東寫給中央的幾個報告，使他的思想產生了飛躍，他確實感到毛澤東在政治路線方面的眼光和思想睿智遠在同輩之上。通過反復認真地思考和總結，陳毅同志代表中央慎重執筆起草中央對紅四軍的指示，即“九月來信”。“九月來信”對當前的政治局勢做了正確的分析，對紅軍的任務做了明確的規定，指出了必須在紅軍中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強調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并明確寫下毛澤東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的話語。
陳毅回到紅四軍前委駐地上杭，召集朱德等紅四軍前委成員開會，傳達中央九月來信指示精神，九月來信讓朱毛等人解開了心結，統一了思想，經過一系列整頓，部隊提升了戰斗力。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國共產黨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古田鎮曙光小學召開，史稱古田會議。會議認真討論了中央九月來信精神，毛澤東做大會報告，他首先談了非無產階級思想在黨內存在的情況，又談了從紅軍成立以來一直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的問題，最后總結性提出中國工農紅軍是一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這次會議在我黨、我軍歷史上具有偉大里程碑意義。會議一致通過毛澤東起草的大會決議案，決議明確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重申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回答解決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從思想上建黨和從政治上建軍的原則，為后來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形成、發展和實踐奠定了基礎。古田會議確立的建軍原則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時至今日依然是黨建設人民軍隊的根本原則，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肩負起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的歷史重任，在對帝國主義列強、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曾與國民黨組成聯合陣線，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經受了北伐戰爭的血火洗禮，初步掌握了部分革命武裝，為大革命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從血的教訓中深刻認識到建立革命武裝的重要性，南昌起義打響了共產黨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秋收起義公開打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以星火燎原之勢進行著創建新型人民軍隊的偉大實踐。
從參與北伐到大革命失敗，從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到古田會議召開，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代表的一代先驅在路漫漫其修遠的歷史磨難與錘煉中上下求索，勇于開拓，終于找到了建立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正確途徑，一支由我黨領導以人民利益為己任的英雄人民軍隊橫空出世。隨著人民軍隊的不斷成長和壯大，讓中國走上了民族解放、國家獨立、日益富強之路。
（全劇終）